医务社工的日与夜 医疗制度折腾了谁?

浏览量:618 点赞:753 收藏:239 2020-06-19

《社会工作者工作守则》列明:社工的首要使命为协助有需要的人士及致力处理社会问题。奈何在医院工作的医务社工深深觉得,他们的首要工作是「踢人出院」。「好多人会说要病人出院去私人安老院,其实是推他去死。我某程度上同意,因为实在见过太多个案,病情突然转差,综援未申请到就已经离世。」医务社工逸明(化名)幽幽地说自己就是刽子手。谈到死亡,沉重而无力,逸明背后的玻璃窗户因温差而布满水气,在炎夏裏,医院餐厅冷风瑟瑟。

日日负责踢人出院

逸明对未来看得悲观,说了多遍:「千祈唔好咁长命。」他与女友将快结婚,原计划生小朋友,但他现在有点犹豫,「其实条数好易计,日后和另一半结婚,双方父母都健在的话,一份粮其实是要养三四个人,甚至更多人,小朋友一出世就要承受着如此巨大的压力」。他甚至内疚地说:「我不知道生仔有无『屎忽』。」难以想像做社工明明为了帮人,但做医务社工却日日负责踢人出院,经常逼病人走上不归路,「是整个医疗团队的共业」。

说起一天的工作,逸明苦笑说前一天只是加班了三小时,不算多了,全日共处理七宗个案,全部都是应医生要求处理离院计划。他说香港人有一个迷思是要完全康复才出院,但现况是医院其实只要治好症状就「唔该你走」,因为很多人正轮候牀位。逸明分别在急症、复康、宁养医院工作过一段时间,他指出急症医院病人大概三至五天就会被要求出院;复康医院约一至两星期,即使是宁养医院亦平均只能住十四天。「医院收费是便宜的,急症医院一晚只收百多元,复康医院才收一百元。所以偶尔会出现『院霸』,病人赖死不愿走,因为医院收费又便宜,又有人跟进病情,还有膳食。」

老年病人只有一条路

上周一(26日)午饭时间,逸明和一个七十六岁独居老伯讨论出院安排,伯伯因中风导致左边身体动弹不能,但医院要他九月五日出院。逸明了解到伯伯家中储存了大量垃圾,加上他现时行动不便,因此鼓励他入住私人院舍,但伯伯坚持说想要自由,想回去公屋居住。逸明劝他考虑入住暂託院舍,亦明白综援只有两个月宽限期,即社署只允许同时缴交院舍和公屋两边租金两个月,但如果伯伯继续住在院舍,公屋就会被收回。「其实在香港,说白点老年病人只有一条路,就是去住私人院舍,但人人都知道私人院舍质素参差,如之前剑桥事件等,根本无其他选择。病人会问有没有较好的政府院舍,我说有,但要等四、五年。」

病人的选择 病人的声音

当日原定五时半下班,但由于不少病人家属下班后才能赶至医院,因此逸明又待到晚上八时。病人是一个患有晚期胃癌的叔叔,因为癌细胞扩散,因此耳鼻喉都要插喉,经常出现塞住的情况。医院欲安排他本周出院,但其儿子不肯,说社区没有足够支援,加上爸爸每次鼻喉被塞的经历都很差,要再去急症室等上两个多小时。任医务社工五年,逸明说最震撼画面是原先想安排一名患有末期癌症的老太太出院,「岂料老太太的丈夫忽然跪下来,问我可不可以帮他求医生,不要安排太太出院」。最后,老太太在出院前,病情急转直下,不久在病房离世。「一个老人家好哋哋要跪求我,反映出制度有好多问题,好多时一个老人要照顾一个更老的人、出院后社区没有支援、医院只追求病牀流转数字……香港明明坐拥千亿财政盈余,好悲哀,受苦的是病人和小市民。其实,见到这些老人家,他朝就是我们的光景。」

究竟怎样的社区支援才算足够?逸明说政府设立了安老事务委员会,早前亦推出过试验性质的八星期离院支援计划,由医管局拨款,非牟利团体提供服务,例如长者跌断脚,可安排上门送饭和家居复康服务。奈何理想和现实有好大距离,送饭服务的轮候时间至少八个月。

政府懒理服务中间缺口

逸明慨叹政府总以为加钱后,服务会自动变出来,但实情是非牟利团体中标后,反从现有的社区支援计划中抽调人手,此消彼长下最终受罪的是长者。「为什幺政府不仔细想想服务中间的缺口要几耐?政府应先预测服务需求趋势,再决定所需人手和拨款,但政府现在连现况都没有掌握。」他直斥政府部门各自为政,社署只负责安排宿位,医管局只在乎院内服务,懒理服务中间缺口。曾在英国修读老年公共卫生研究的逸明认为,政府应立刻设立一个独立决策局促成医社合作,才可建立生态解决老人医疗问题。

每日充当谈判专家,周旋病人与医护之间,是否已经变得冷感?逸明摇头,「我都是人。例如今天独居伯伯坚持用自己的方式,我都倾到好忟,我有时都会不自觉代入了医院、医生和霸权的角度。但其实老人家所说的所有东西都好合理,为何我想要自由、想照顾自己,为何没有人可以上门帮手?既然政府都不让我选择,为何不容许我安乐死?其实老人家每个期望都好合理,但政府不recognise(认可)他们的声音。」逸明认为社区支援最重要的精神是给予老人家选择的权利,让他们有尊严地生活。

与逸明访问过后,推开医院玻璃门,雨刚好停了,在山峰眺望万里,蓝天澄明。忆起这个多月以来与公共卫生研究社四名成员聊天,他们说如果讲到灰,香港医疗制度其实已经相对无咁灰,「香港好多问题都改变不到,医疗制度是相对put some effort就可以做到改变的东西,至少我们出本书都有人买、有人睇,在香港可以见到实质改变就已经唔算灰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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